暂停两年后，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首次在6月召开。

作为我国科技领域最高级别的奖励，此前国家科学技术奖每年评选一次，一般在次年1月举行的国家科技奖励大会上公布结果。但2021年的国家科技奖励大会推迟了10个月举行。此后两年，国家科技奖的评选工作按下暂停键，直到2023年底重启。

此次揭晓的202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具体包括五大类。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与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奖励对象是人，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与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评选的是项目，后者也被统称为“三大奖”。

自2017年以来“三大奖”的获奖项目总数“瘦身”，在上一届264个的基础上继续减少，此次共评出250个项目。需要指出的是，基于2021、2022年度都没有颁发国家科技奖，相当于积累了3年的项目在角逐2023年度国家科技奖，其获奖难度较过去大幅提升，最终突出重围的项目可谓优中选优。

此次奖励名单揭晓后，大部分省份开始在榜单中找自家高校、院所和企业。或主持、牵头，或参与、合作，展现各自在自然科学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领域的科技创新实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在这场最高规格的科技实力“角逐”中，谁在领跑？背后的支撑力源自何处？

评奖导向

国家科技奖的评选为何暂停了两年？作为科研管理者，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韩生从一系列变化中嗅出了一些端倪，“国家对奖励制度的效果一度是不满意的。”

在本次奖励大会召开的1个月前，《国家科技奖励条例》迎来自1999年颁布以来的第4次修改。

修改后的条例，突出强调了党中央对国家科技奖励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并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应当与国家重大战略需要和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紧密结合”前，补充了一句“应当坚持国家战略导向”。

在官方通报中，此次评奖重点工作的第一项，就是“坚持‘四个面向，（即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把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并作出创造性贡献作为提名和评审的重要原则，围绕国家战略需要，优化评审组设置和评审委员会专家构成，强化重点领域”。

除了强调评奖导向，奖项申报规则也需要调整。2018年前，申报国家科技奖时采取推荐制。

有资格获推荐的，往往是此前已经获得省部级一等奖的项目。但问题在于，如果都是省部级一等奖，究竟哪个项目才能得到推荐？

在2009年拿到湖北省技术发明奖一等奖后，华中科技大学教授朱光喜想冲击国家科技奖，但未获湖北省推荐。这让他觉得奇怪，“科技管理部门是依据什么推荐项目的？大家都是一等奖，为什么推荐他，不推荐我？”

李志民曾长期担任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任，组织教育部推荐国家科技奖的申报和评审工作。他表示，在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这样的机构，专家的学术话语权比较大。教育部会组织专家对高校申报的项目进行遴选，在指标范围内择优上报国家奖励办。但在一些省市或部委，没有力量或相应的组织部门做遴选这件事，而是“由行政部门分配指标”，这就可能导致“行政力量在主导，竞争并不充分”。

一位接近科技系统的人士对此还举了个例子：一位高校校长的项目获得了省里推荐，同校二级学院院长的项目未获推荐，但通过部委渠道拿到了推荐指标。最终，校长的项目落选，院长的项目获得国家科技奖。

评选中拉关系等乱象也被人们所诟病。

2015年左右，朱光喜担任国家科技奖网评阶段的评审专家。他在一则通知上签名保证，不与报奖人和报奖人所在单位联系，不接受外界任何咨询。但报奖人“千方百计地了解谁在做评审专家”。有个报奖人他并不熟悉，也托人来传话。

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贺贤土，三次获得过国家科技奖，并曾是国家自然科学奖评审委员会委员、物理组组长。他对此也深有感触，过去“打招呼打得太厉害”。在他看来，如果受人之托把水平低的项目评上去，“这首先是科学道德问题”。

创新支撑

从产业角度看，此次获奖项目涉及交通运输、电子信息、先进制造、医药卫生、农业等多个重要领域。而作为中国科技创新的主要动力源和载体，企业和高校则成为了国家科学技术奖主力军。

比如，江苏地区单位主持完成的14项项目，均来自高校和科研院所；广东的14项牵头项目中，由高校（含附属医院）完成的有8个，占比达到57%。

具体来看，高校第一完成单位中，清华大学总获评9项，位居第一；华中科技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紧随其后，获评7项；上海交通大学总获评6项；东南大学和中山大学均获评5项；北京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湖南大学、西北工业大学总获评4项。

值得一提的是，在“双一流”建设中，大团队、大平台、大项目和大成果是关键支撑，引领着高校学科创新驱动发展之路。国家科学技术奖，作为目前国内最高级别的科技奖励，也是各大高校取得重大科技成果的最直观体现。

据相关机构统计，此次共有19所地方高校以第一完成单位的身份获奖，这无疑为它们冲击新一轮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奠定了基础。

以浙江为例，该地区主持完成的5项成果中，有3项来自双非（非“双一流”）高校。当地媒体专门对其中获得2023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的浙江工业大学项目进行了报道，称学校2013年就超前布局，开展有组织创新，推动膜领域真正“顶天立地”，实现国产自主可控。虽然是双非高校主持的项目，但集结的创新力量并不逊色——十余位主要完成人里，3位院士名列其中。

除了高校院所，领军企业、骨干企业也是科技创新的中坚力量。

比如，广东53个获奖项目中，有34个与企业相关；山东企业牵头或参与完成的科技成果达27项，占该省获奖总数的77.1%；四川获奖项目中，有31项成果由高校院所与企业合作完成，占获奖总数的88.6%；内蒙古上榜的4个项目，其中2个“参与”项目均由企业贡献；河北16个获国家科学技术奖的项目中，企业主研或参研的12项，“成为河北科技创新中的‘主角’”。

这些获奖的自然科学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成果，正在推动我国在多个领域实现从“跟跑”到“并跑”，甚至局部“领跑”，创新突破与经济收益兼具。

“陆上宽频宽方位高密度地震勘探关键技术与装备”项目摘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在该项目成果有力支撑下，我国成功发现塔里木富满油田等3个十亿吨级大油田和4个万亿方大气区。这项成果还走出国门，为300多家石油公司提供中国技术，营业收入连续9年位居全球物探行业首位。

“复杂条件高坝工程智能建设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优良乳酸菌种质资源挖掘与产业化关键技术创制及应用”项目、“高效低成本太阳能单晶硅片制造关键技术创新与应用”项目等等，涉及医学、能源、农业、人工智能等领域，都因科技创新实现了一些关键环节的“自主可控”，产业创新突围比比皆是。

竞争激烈

随着提名数量的增加和奖项数量的减少，国家科技奖的竞争变得更为激烈。

曾经有获奖者提起，在答辩前，他曾请本单位和外单位专家对项目提出质疑，为十多分钟的提问环节，准备了260多个问题。

之所以这么卷，或与当前的评价体系有关。

一位科技奖励制度研究者说，国家科技奖励既是一种荣誉制度，又是核心的评价制度，“所以大家看得很重”。尽管提倡“破五唯”，在现实中终究需要评价的标尺。获评国家科技奖需要过关斩将，作为评价的尺度相对公平。

拿到国家科技奖后，会带来职务职称、申报项目、评选院士等方面的连锁反应，用他的话说，“这是一个杠杆，能撬动更大重量的东西”。

一位熟悉奖励制度运作的人士也表示，在现行的评价体系之下，国家科技奖不只是被视作解决国家科技难题的荣誉。暂停评选的这两年，“想评院士的人最着急”。

不光是对获奖人，国家科技奖对其所在单位也意义重大。

以高校为例。据韩生介绍，这有助于提升学校的知名度和学科水平，学科评估时会考虑重大奖项、重大项目和代表性论文等综合性因素，“肯定是加分项”。

在这一背景下，他担心获奖难度的增加导致恶性竞争，“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他认为，竞争保持在适可而止的程度上，对进步是有利的。但如果竞争过于激烈，难免“有些不好的行为发生”。

贺贤土表示，当今的科学非常复杂，哪怕在物理学科，也有理论物理、凝聚态物理、基本粒子物理等多个细分领域，“在某个方面是专家，不见得在其他领域很有水平”。

他建议，评审专家最好挑选与报奖人研究方向尽量接近的“小同行”，“甚至是和报奖人所做工作差不多的人”。同时，选择高水平、有很好科学思维能力的专家。因为科学的基本规律是相通的，即使与报奖人不完全在一个研究领域，也有能力判断与他研究方向相近的内容，“这种人比较难找，但是也必须找”。

此外，朱光喜坦言，评审专家接触项目的时间只有几天，只能多通过看提交的书面材料，“要想办法去深入了解”。

韩生曾两次参与国家科技奖评审。在他的观念里，“项目得完奖之后不是终点，经得起推敲，才有生命力”。他表示，评审专家应该在申报材料的基础上，额外做些功课，这样才能作出负责任的评价。

十年一剑

细看这些获奖的项目攻关历程，“10余年”“用了15年”“30余年”等表述屡见不鲜。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现在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11年时间了”，国家进一步要求，要以“十年磨一剑”的坚定决心和顽强意志，只争朝夕、埋头苦干，一步一个脚印把这一战略目标变为现实。

有了目标，还需营建好创新的体制机制，助力“十年磨一剑”的定力与耐力。从各省的报道中已能看出近年来创新环境的进化——

补齐创新的基建。此次科大讯飞联合中国科大、清华大学、华为公司等研发的“多语种智能语音关键技术及产业化”项目获得了202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在这背后的安徽，目前建成、在建、拟建的大科学装置有13个，还拥有国家实验室等一批“国之重器”，建成各类“国字号”创新平台200多家。

加大资金的投入。此次获奖数增长47%的广东，提出了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卓粤”计划，将1/3以上的省级科技创新战略专项资金投向基础研究。布局省基础学科研究中心和省高等学校基础研究卓越中心，不断加大人才培养、团队建设力度。

推动体制机制改革。北京共推进9家试点单位进行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已完成63个项目的赋权工作。2023年，北京认定登记技术合同突破10万项，成交额突破8000亿元大关，实现了技术交易“双突破”。

培养创新的人才。有数据显示，“三大奖”通用项目中，45岁以下完成人占比40%左右。国家自然科学奖中，45岁以下完成人超过一半。汇聚中青年科技人才，并落实贴心的政策让他们踏踏实实搞研究，是北京正在做的事。目前，超过50%的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由40岁以下青年科技人才承担。

产学研融通创新。油气勘探、语音识别、动力电池研发、家电精准控温控湿，当科技成果从实验室源源不断直达产业链，地方的首位产业也在一路奔腾，以科技创新为引擎，迈向千亿、万亿。

就在盛会召开的第二天（6月25日），我国的嫦娥六号返回器准确着陆于内蒙古预定区域，在人类对月球正面进行了10次采样返回后，首次实现首次在月球背面采样，重返地球。这抔土，与这些年攒下的重大科技成果一起，振奋着人心：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抢占科技竞争和未来发展制高点。